【睿见】马旗戟：“银发经济”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力

“银发经济”是追求获得、幸福、安全的普惠、共享、公平且可持续的现代化社会进程中一种特定的经济活动。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给出了银发经济的范畴定义，即“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以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新定义延展了银发经济内涵，扩展了银发经济生态，更拓展了银发经济市场。意见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指引，深刻理解银发经济和银发市场才能抓住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

本文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老龄社会研究院院长马旗戟在“数字中国下的老龄社会”的发言内容，文章来源于《中关村杂志》。

本文大约2600字，读完约6分钟。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给出了银发经济的范畴定义，即“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以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新定义延展了银发经济内涵，扩展了银发经济生态，更拓展了银发经济市场。意见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指引，深刻理解银发经济和银发市场才能抓住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

深刻理解银发经济新定义中的范畴延展

“总体要求”部分提出的“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这是“总体要求”其他几条的大前提，给出了政府与市场、中央和地方在投入、责任、边界、考核等方面的强度、深度、广度的分寸原则。“推进产业集群发展”规划布局高水平银发经济产业园区。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各类开发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推进银发经济领域跨区域、国际性合作，这些政策信息都给出了相当的具体措施的落实空间，如何做实是考验。

银发经济潜力巨大，但并非一个短期乐观的市场。银发经济所对应的经济活动的投资期、回报期不同于传统科技、制造或文创产业，它的研发创新有效性的验证、修正也不同于一般生活服务行业。想依靠政府大手笔的政策性投资、补贴，依靠产业资本或民间创业投入来实现市场快速成型和扩展的做法需要谨慎。特别是在当前及今后一段长周期背景下，政府投入和产业投资能力、相关开发和创新意愿、公众的收入和消费能力都受到预期和现实的制约。同时，当前市场中的“银发经济”仍处在狭义的养老服务、康养医疗、传统与智能的辅具设备、文教娱旅、房产居家、食品营养等几大消费领域，只覆盖了定义中前半句“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真正的“银发经济”领域仍缺乏相当数量的技术完备、市场完善、生态完整的引领性企业，投资与协作远远不够充分，“小散短”和同质化低水平是普遍的发展阶段。

银发经济不仅仅是向老年人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各类产业集合，“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是为着适应人口老龄化趋势和老龄社会到来而展开的覆盖所有社会生产生活层次涉及的全部经济活动的总和。既包括直接面向老年人的消费活动，也包括背后企业与市场的生产活动、投资活动。

如企业为适应老龄化社会和更多老龄客群而展开的岗位培训、员工雇佣、运营流程、管理机制、商业设施、订货调整、现场设计、服务标准乃至组织文化变革变更等等，这些生产经营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投资经济活动，均属于银发经济范畴。再如，让灵活就业的老龄员工能够进行符合生理心理特点进行的操作规范和培训优化进行的经营性经济活动亦属于银发经济。

发展银发经济要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

我国人口老龄化从区域、群体等层面都表现出极大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因此如何积极应对的“药方”也是多维度差别万千的。发展银发经济根本上还要回答一个问题，老龄社会下银发经济的建设主体是谁？过去四十多年发展最迅疾且与百姓生活最紧密三大领域是：房地产经济、互联网数字经济和新能源（车）经济。这三大领域在各自发展过程中政府、企业、投资者扮演了截然不同的角色。在银发经济中，政府、企业（含创新者）、投资者各自又是如何定位、分工、责任和作用？在制度创新、资源配置、市场突破和利益分配上又是如何实现均衡和公平？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银发经济是追求获得、幸福、安全的普惠、共享、公平且可持续的现代化社会进程中一种特定的经济活动。与民生福祉直接相关的特性决定了银发经济的发展应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协调与治理的结果，而非具体的经济目标，更不应作为工作考绩。区别于社会福利的养老托底工作，银发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结果应由市场经济和创新主体的“私人部门”来实现，即企业、社会组织和家庭，它们的价值实现为延续，舍此无他。

因此，需要审慎思考银发经济中政府、企业和投资者之间的关系。在政府发挥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市场监管作用之外，政府财政与国有资本是否仅作为基础设施的建设者（如电信在互联网时代做的那样），而将科技创新、精尖产品、服务品质和市场开发的任务/权利交给企业和各类社会组织。

银发市场：重点细分领域蕴含巨大价值

仅按照狭义概念中“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数十个行业数百细分市场估算，未来十年银发经济已经有超过十万亿的潜力。

根据人口预测，到2035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数量将达到4亿以上，其中1960年—1975年出生的老人在3亿左右。这3亿处在60—75岁的“低龄老人”因教育水平、财富积累、信息渠道和生活形态有别于既往老人，又被称为“新老人”。“新老人”在规模上将成为未来十数年老年群体的主体，因其更为积极主动的生活态度和行为和更强的市场价值，被银发经济寄予最大期望。在另一维度，“活力老人”同样被市场看重。“活力老人”不等于健康老人，更强调其个体行为的积极主动，对社会、社区和环境的塑造完善更具意愿，在生命意义和生活体验上也表现出更多的丰富性。“活力老人”数量未来也在3亿—3.5亿之间。

在传统的消费者画像之外，“新老人”或“活力老人”具有两组与其他年龄群体完全不同的“硬约束”。

第一组：

1.相对充分的时间支配自由度

2.不确定的健康状况与行动力

3.有限单向的生命存量及终点

第二组：

1.有限且长期不确定的财富存量

2.单向衰退不可逆的学习与技能

3.社会化体验和效用的低敏感度

这两组“绑绳”制约着所有老人，规定着他们的全部能力和意愿，并具体表现在社会运行逻辑当中，我们可以釜底抽薪，但绝对做不到扬汤止沸。即可以软化部分约束制约，但除非能够彻底改变人类的生产与分配体系，否则一切都是局部有限的，这也是老龄社会与银发经济的“天花板”。

不过，目前的经济状况、市场阶段和开发周期决定了很难有足够投资和需求允许参与者全面铺开。尽管可以看到不计其数的银发市场机会，但并不是三五年之后这些市场都供需兴旺、交易旺盛且长期可期。仅从“银发经济的哪一个市场细分领域可以产生更大的经济/社会总收益”来考虑，本着长期和衍生价值最大化的原则，未来银发经济的重点细分领域大体有以下三个：

一是那些可以让创新和投资拉动更长产业链，带动更多参与主体，有利于创造更复杂商业和科技生态的银发经济领域，是值得关注的，以此而言，老年智能护理机器人的市场比老年粮油更有价值。

二是那些具有更强在不同领域间迁移/转移能力的投资/创新产出和服务，以此而言，对老龄护理康复的教育培训的投入产出的人员可以将其知识、技能内化，通过补充加强运用到对残疾人、病人的照护当中，比通常的老年陪读人员更有价值。

三是那些可以通过老龄产品、服务实现节约、解放劳动力（这里也包括家属子女），或者可以降低成本费用，提升效率效果的领域。以此而言，对阿尔兹海默症的投入和成果，会远大于普通家政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