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不用刻意找新动力，想创造价值的文化在我们骨子里
2024年5月22日，由澎湃新闻主办的“经济新动能：面向世界的创新”研讨会在北京沈家本故居举办。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江小涓，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薛澜，中泰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陈钊从数字、治理、资本、制度等角度剖析了创新经济的潜力和挑战，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泰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发表了题为“AI时代的科技创新一一中国经济新动能”的主旨演讲。他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中国应充分发挥企业在应用和商业化层面的优势，提高投资的技术含量（ICT资本贡献），减少劳动生产率对资本投入的依赖性，使中国经济更具活力和不断创新。除了科技创新，李迅雷还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还存在于为民企的发展提供良好制度环境、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率、发展生产性服务等方面。
以下为李迅雷先生的演讲精要。
中泰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示，推动中国经济的重要动力是民营企业。 图片来源：权义AI实质上是第四次工业革命
19世纪前，全球经济增长缓慢，公元元年至1820年间全球经济年均增速只有0.1%，人均收入在1800多年中仅增长了40%。全球经济腾飞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传播和应用之后才实现的。这一过程与科技进步密切相关，如蒸汽机、内燃机和计算机的发明。
我们目前正处于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主要体现在让知识获取和生活更加便利。例如，通过微信等平台的翻译功能，即使不懂某种语言，也能轻松理解其内容。尽管商业模式尚未完全建立，但它们已经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便利。
研究表明，在未来十年内，生成式AI的发展每年将使生产力提升1.5%，如此变革将对未来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产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尽管我们难以明确预测这是否会导致大量失业或某些行业的消失，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将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这一动力比农耕时代以及蒸汽机、内燃机、电力发明时代的传统动力更进了一步。
在研发投入结构来看，中国企业在研发结构的三个部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中，支出主要集中在试验发展，即通过较少投入就可快速变现的环节。而在真正构建长期壁垒的基础研究领域，中国研发支出占比还远低于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图1）。这表明中国可能更适合在AI的应用和商业化层面取得突破。这也是中国的优势所在。
图1：全球主要国家研发投入结构（%） 图表来源：李迅雷演讲PPT从资本市场的角度看，中国企业在芯片和AI相关行业的成长空间仍然很大。目前，还没有中国企业的市值超过1000亿美元，而在美国，市值过万亿的企业已有多家。如果能在某个应用领域实现商业化运作，中国企业的潜力将能得到充分发挥，特别是中国民营企业富有动力且很擅长创造出有针对的个性化软件产品。推动中国经济的重要动力是民营企业。为了促成这一发展，我们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包括制度、法律和政策等方面的支持。
企业要拥抱数字经济
近年众多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为了寻求突破而提出“出海”。尽管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庞大的经济体量，但相较于日本当年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日本企业的海外份额占比，中国企业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决定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往往更多由技术优势和技术研究能力所决定，而在这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制造业转型升级已迫在眉睫。中国面临的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是不容忽视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指出，部分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据了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30%，但人口占全球的17.6%，消费占全球14%，两相比较揭示出中国经济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十分严峻。同时，中国经济还面临一系列周期性挑战，包括房地产市场的回落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这些因素进一步凸显了寻找新的经济动力，寻找新的高增长行业的必要性。然而，新动力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漫长的过程。
通过分析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特征（图2），我们发现它越来越依赖于资本的推动和资本密度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可以分为劳动力素质、资本密度贡献和全要素生产力三个主要部分。在过去，全要素生产力的占比相对较高。而现在，改革红利在消减，技术进步速度在下降，以及通过学习外国的先进管理技术、制度和组织模式所获得的效益也逐渐减少，而对资本投入的依赖性增强，这构成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压力。
图2：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变化图。 图表来源：李迅雷演讲PPT未来，中国经济能否更多地依赖于技术进步呢？通过在资本对GDP贡献上中国和美国的比较可见（图3），中国资本对GDP的贡献在2012年达到高峰后逐渐回落，但仍显著超越美国，中国资本的贡献率依然较高，基础设施投资贡献占比较重，而ICT资本（即信息、通讯、软件投资）贡献的比重相对较低，大约只有10%，远低于美国的50%。
图3：资本对GDP贡献的中美比较 图表来源：李迅雷演讲PPT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在短期内可以由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来保证。这些投资将增加供给，但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供需不平衡。为了使中国经济更具活力和可持续性，必须不断创新并提高投资的技术含量。
我很认同江小涓老师所说的，利用数字化来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提升企业的劳动生产力。企业通过采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手段，可以促进产业上下游实现全面的数字化转型。国家对数字化转型的重视程度非常高，这被视为一项顶层设计。
但是，目前仍然存在社会想要的数据获得不了的情况。民营企业产生的数据已经进入商业化应用、可获取了，而如果国有经济体量庞大的数据能够在合规的前提下公开，将极大地促进经济发展。例如，当前消费结构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具体数据并不透明。而促进消费在经济发展的地位非常关键。
中国经济发展不乏新动能
不用担心中国没有新的动力，也不需要去寻找什么新的动力，不用刻意寻找，动力在于我们非常的努力，非常的想赚钱，非常希望能够创造价值，这是来自于骨子里的文化。例如，当前“新三样”（即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的崛起，已经在中国的出口结构中占据了重要位置。2023年，“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1.06万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在出口中比重明显上升。这些产业在近年来的迅速发展，说明民企只要有好的环境自然就会发展，也显示出中国产业政策的顶层设计和制度优势。
中国经济关键在于国有企业问题。中国的国有资产规模达好几百万亿，在全球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率对于经济转型至关重要。当前，已经提出了将央企作为产业“链长”、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等目标与策略，但在设立目标外，仍需要建立一种机制来确保目标的稳步实现。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备受期待，人们希望看到中国将如何在下一阶段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中国企业未来的发展潜力在于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这需要数字化转型和拥抱平台经济，以及不断加大科技领域投入来实现。美国资本市场指数的增长往往主要是由少数几家公司驱动的。在中国，除了商业银行和高端白酒企业外，市值较大的也主要是民营平台类企业。我们期望未来能看到科技类企业进一步壮大。
此外，中国应重视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当前普遍认为应该做大做强制造业，成为“制造强国”，但服务业的发展同样重要，也应成为“服务强国”。中国与美国的就业差距在于服务业占比太低（图4）。中国的服务业就业占比不到50%，而美国超过80%。服务业不仅是金融房地产，生产型服务业里有三个行业差距比较大，即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信息服务与软件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上述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不仅能够为制造业提供强大支持，还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图4：中美主要生产性服务业占GDP比重（%） 图表来源：李迅雷演讲PPT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依然巨大，动力源还是很多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更好的顶层设计、制度和政策，确保经济的顺利转型和稳步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