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初叶，新文化如何传播至广袤内陆
转自：上观新闻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事件。长期以来，人们对新文化的关注多聚焦在著名文人和名刊大报上，有关北京、上海、长沙、武汉等运动中心及其周边地区的传播图景描绘日趋具体精细。相较而言，新文化如何传播至广袤内陆，还有待进一步挖掘与研究。
1914年，甘肃学生张心一考入北京清华学校。他从甘肃到北京的上学之路，耗时整整32天。1919年，甘肃学生邓春兰被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录取，“历时三旬”方抵京。可见这数年间，甘肃与北京之间的交通状况并未得到明显改善。
这一状况也影响到新文化的传播。《新青年》创刊时，在甘肃的代派处仅有1个。而在江苏，《新青年》的代派处有12个，散布于6个城市；浙江有7处，散布于5个城市。此外，北京有3处，河北有4处。到1919年底，《新青年》在国内的代派处增为77处。其中，四川有9处，陕西有2处，云南有3处，甘肃仍只有1处。
比起同时期的其他名刊，《新青年》的销售网络已比较完善。国民党一系的《建设》杂志在中国内陆地区仅成都、昆明有代派处，西北诸省付之阙如；《解放与改造》杂志的代派处，更是局限于京沪；《新潮》的售卖网络已延伸至日本东京，却未进入贵阳、昆明、太原、兰州。
除了销售网络之外，名刊大报的定价不菲也是一个限制因素。以《新青年》为例，每期定价2角，到内陆地区须另付邮费，当地书店还可能在此基础上随意加价。来自湖南的教育家、出版家舒新城就曾表示，上海定价一元的书，长沙要卖四五元。这种现象并非个例。
地方政府的态度，亦影响到新文化的传播。当时，云南的报纸“没有一个能够做有力的文化运动”。云南督军唐继尧认定《新青年》杂志是“过激党”的机关报，就出了一张黄纸大告示“禁止发卖”。
好在，新文化在内陆的传播有其特殊主体和渠道，即各地旅外学生及其创办的刊物。
比如，在江苏各地求学的云、贵、川籍学生，五四运动前后组织川滇黔旅苏学生会，创办《川滇黔旅苏学生会周刊》；在京的陕西学生组织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创办《秦钟》。
又如，1920年3月，近百名甘肃籍旅京学生组织“新陇社”，发行《新陇》；同年春，湖北枣阳籍在京进修学生组织进修会，刊行《枣阳旅京进修会季刊》。
主办旅外学生刊物者，多是新文化的倡导者。“新陇社”的王自治在五四运动中被捕，出狱后一度担任北京学联主席。《川滇黔旅苏学生会周刊》的黔籍负责人王克仁，五四运动前后就读于东南大学，毕业后任教于新文化传播重地——中国公学。
旅外学生刊物与名刊大报相比，在定价、销售渠道、读者设定上有较大差异。特别是售价相对合理，如《秦钟》月刊含邮费在内每期大洋5分，《新陇》月刊每册7分、邮费1分。
《秦钟》就明确表示其宗旨是批评旧社会，让在黑暗中沉沦的陕人觉悟过来。“因为我们是这样的宗旨，定价不能不力求低廉，使有力量看这《秦钟》的人格外加多。”
在销售上，旅外学生刊物与《新青年》等名刊有意识地形成错位。比如，《川滇黔旅苏学生会周刊》宣称“以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为销售之目的地，其余外省、外国虽销数极多，然非本社之愿望也”，还拟在三省的每个县设一代派处，“以期阅者便利”。
《新陇》则在兰州、平凉、西宁、武威、宁夏、天水、陇西、酒泉等地设有代派处。除实行托售外，鉴于甘肃“风气未开”，起初不会有多少读者，故还向省内各类教育机关寄赠刊物。
《秦钟》最初在陕西的代派处集中于西安，后遍及三原、绥德、榆林、华县、汉阴、蒲城、临潼、富平。继《秦钟》而起的《共进》，1921年10月在陕西仅设3个代派处，次年10月便增至45个。
这些学生身处京沪，他们自己也是名刊大报的阅读者乃至作者，为何不购买名刊寄赠回乡，而选择自办刊物呢？可举一例说明之。
1920年初，甘肃旅京学生商议如何输送实用之知识，传播现代之思潮于本省。有人提出购买介绍新文化的书刊若干本，寄往本省各县的提议。但经过严肃讨论后认为“买书赠送需费既多，且难持久，不若创办杂志，将选录一栏特别注重”，遂议定创办《新陇》。其中提到的“选录”栏目，即为内陆读书人与名刊大报联结的重要载体。
自清末以来，新闻界流行选录转载，旅外学生刊物亦复如此。以《新陇》的“选录”栏目为例，第一卷的第一期、第二期从《新青年》《新教育》《建设》等刊物上转录了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蔡元培的《国文之将来》《洪水与猛兽》、蒋梦麟的《什么是教育出产品？》、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孙中山的《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等。
《川滇黔旅苏学生会周刊》设有“思潮”栏，第八期从《新潮》转载傅斯年的《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秦钟》前四期的稿源皆来自社内，后采纳读者建议增开“选录”栏目以介绍“有价值的学说”，第五期就转载《新青年》的《我对于丧礼的改革》一文。
旅外学生刊物上转载而来的文章，思想史家一般不会注意，但在社会史意义上，这些脱离母体的文章似流动之水，是内陆读书人最容易接触到的新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知识的传播效率与获得的便利程度息息相关。
（作者：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 王亚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