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伦股份：逾期支付9406万补偿款，高管“有担当”变“失信”
（来源：财评社）
出品 | 财评社
文章 | 宝剑
编辑 | 笔谈
2025年9月1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一纸监管函，将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伦股份”）董事长钱林弟与董事李忠人推上风口浪尖。这份编号为创业板监管函〔2025〕第118号的文件，直指二人未能履行四年前作出的公开承诺，导致高达9406.72万元的补偿款项逾期未付。这一事件表面上是个人信用的崩塌，实则深刻揭示了A股市场在风险传导、公司治理与监管执行层面的系统性脆弱。
时间回溯至2021年10月22日，彼时HD集团债务危机全面爆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风雨飘摇。作为HD供应链上的建材供应商，凯伦股份亦深陷其中。根据公司披露，截至当日，其对HD集团及其成员企业的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余额合计达18832.72万元。面对可能引发的巨额资产减值与市场恐慌，钱林弟与李忠人作为公司核心高管，联合公开承诺：若该笔款项在2022年12月31日前无法足额兑付，由此产生的全部资产减值损失将由其个人承担，并分三期于2023至2025年逐年支付，支付比例分别为实际损失金额的20%、30%和50%，支付时间为各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60个工作日内。
这一承诺在当时被市场解读为“负责任”的典范。它传递出一种姿态：管理层愿与公司共进退，以个人财富为公司风险兜底。此举一度稳定了投资者情绪，避免了股价的断崖式下跌。资本市场向来青睐“担当型”高管，尤其是在行业寒冬中挺身而出的“英雄叙事”，往往能换来短期估值修复。然而，四年之后，当第三期补偿款到期，所谓的“担当”却暴露出其背后不堪一击的现实基础。
根据交易所披露，截至2022年12月31日，凯伦股份对HD应收款项已确认全额资产减值损失，金额为18832.72万元。按照承诺，钱林弟与李忠人应分别承担相应份额，并在三年内分期支付。其中，第一期支付3766.54万元，第二期支付5649.82万元，第三期支付9416.36万元。前两期合计9416.36万元已如期支付，看似履约良好。但截至目前，第三期款项中仍有9406.72万元逾期未付，其中钱林弟个人尚有7990.64万元未支付，李忠人则有1177.25万元未支付。这一数字几乎等同于第三期应付款总额，意味着最后一期补偿近乎“断供”。
这一结果令人震惊。高管在前两年尚能履约，为何在最后一年突然“失能”？是个人财务状况急剧恶化，还是从一开始就缺乏可持续的支付能力？更值得追问的是，如此巨额的个人补偿承诺，其资金来源是否经过审慎评估？是否具备法律上的可执行性？在2021年作出承诺时，市场并未对此提出足够质疑，监管亦未要求披露详细的资金安排或履约保障措施。这使得“兜底承诺”更像是一场精心设计的“信心喊话”，而非真正意义上的风险对冲机制。
深交所在监管函中明确指出，钱林弟与李忠人的行为违反了《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8.7.1条关于“诚实守信，严格履行承诺”的规定。然而，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在现实中极为有限。它属于自律性规范，缺乏强制执行力。交易所可以出具监管函、进行通报批评，甚至建议立案调查，但无法直接划拨高管个人资产。若承诺人拒不支付，公司只能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追偿。而诉讼周期漫长，执行难度大，即便胜诉，也可能面临“执行难”的困境。换言之，高管的承诺在法律层面近乎“软约束”，其履行与否，高度依赖个人道德自律，而非制度保障。
这暴露出当前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深层矛盾。上市公司高管在经营决策中拥有高度自主权，可决定重大投资、客户授信与财务安排，但在承担决策后果时，其个人责任却缺乏有效追索机制。当企业因过度依赖单一客户（如HD）而陷入危机时，高管可通过“兜底承诺”暂时平息市场怒火，但若后续无力履约，受损的仍是公司资产与股东权益。这种“权责不对等”的现象，本质上是对中小股东的二次伤害。
更为严峻的是，此类“兜底承诺”正在扭曲资本市场的风险定价机制。投资者在评估企业价值时，本应基于其基本面、财务健康度与行业前景。然而，当高管一句“我来兜底”就能暂时稳住股价，市场便可能忽视企业的真实风险。凯伦股份在2021年承诺发布后股价一度反弹，便是明证。但这种“承诺溢价”是虚幻的，一旦承诺无法兑现，股价将面临更猛烈的修正。事实上，自HD危机爆发以来，凯伦股份股价已较前期高点下跌逾70%，投资者最终仍为风险买单。
此外，此类承诺还可能掩盖企业治理的深层问题。凯伦股份对HD应收款项高达1.88亿元，占其当年营收比重显著，反映出其客户结构高度集中，抗风险能力薄弱。高管的“兜底”行为，某种程度上延缓了公司进行战略调整、优化客户结构的紧迫性。它让企业误以为风险已被“锁定”，从而错失转型良机。当外部环境持续恶化，个人承诺难以为继时，企业已陷入更深的泥潭。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凯伦股份事件并非孤例。近年来，A股市场频现“兜底增持”“业绩补偿”“亏损包赔”等承诺式操作。这些承诺往往在市场低迷或公司危机时刻出现，短期内提振信心，长期却埋下隐患。历史数据显示，真正能完全履约的案例凤毛麟角。多数承诺最终沦为“空头支票”，成为高管逃避责任的“遮羞布”。监管层虽多次警示，但始终未建立系统性的承诺履行监督与追责机制。
投资者亦需从中吸取教训。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高管的“个人信用”不应被视为投资安全垫。真正的投资决策应基于对企业基本面的深入分析，包括其客户集中度、应收账款质量、现金流状况与公司治理透明度。那些过度依赖“人治承诺”而非制度建设的企业，往往在危机来临时暴露最大风险。凯伦股份的投资者，正是在“高管兜底”的幻象中，低估了企业的真实脆弱性。
要破解这一困局，必须推动从“人治承诺”向“制度兜底”的转型。首先，上市公司应建立更为审慎的客户信用管理制度，对大客户设置授信上限，并引入第三方担保或资产抵押机制，从源头控制风险。其次，任何涉及重大财务补偿的高管承诺，必须经过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并提交股东大会批准。承诺内容应包括明确的资金来源说明、履约担保措施（如股权质押、设立共管账户）及违约赔偿条款，确保其具备可执行性。
凯伦股份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担当”如何异化为“失信”的典型案例。钱林弟与李忠人前两年的履约，或许确有诚意；但最后一年的违约，则彻底暴露了承诺背后的脆弱逻辑。资本市场不缺口号，缺的是制度。当“兜底”不再依赖个人道德，而是嵌入公司治理与法律框架之中，投资者才能真正获得保护，市场信用才能得以重建。
9406.72万元的逾期，不仅是两位高管的个人债务，更是整个市场信用体系的一道裂痕。修复它，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豪言壮语”，而是更严密的制度设计、更严格的监管执行与更理性的投资者认知。否则，今天的凯伦股份，或许就是明天另一家公司的预演。在风险频发的时代，真正的担当，不在于危难时刻的“我来负责”，而在于日常经营中的“制度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