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利润下滑，挡不住重庆啤酒的超高ROE

ROE是衡量盈利能力最重要的指标，而且我们会通过杜邦分析来找出企业高ROE的驱动因素，但是杜邦分析在重庆啤酒身上不灵验了。

原因在于重庆啤酒少数股东权益比归母所有者权益还多。

进而使得归母净利润和净利润之间的差额较大，由此导致在进行杜邦分析的时候，各个指标的计算无法统一口径，计算出来的数值也就没有参考价值。

举例来说，重庆啤酒归母权益占比只有46.72%，归母利润占比只有50%；但是在计算周转率的时候，只有总资产这个科目，并没有归母总资产这一说法。

为方便理解前文的内容，我们再梳理一下重庆啤酒的股权架构。

重庆啤酒的核心经营主体为嘉士伯重庆（持股51.42%），嘉士伯重庆剩余48.58%股权由广州嘉士伯持有。

也就是说，广州嘉士伯作为非控股股东，其持有的48.58%股权对应权益即为合并报表中的“少数股东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不是小股东权益，因为少数股东不是小股东。

少数股东不拥有上市公司的股份，他们拥有的是上市公司（重庆啤酒）的子公司，也就是重庆嘉士伯的股权；重庆嘉士伯接近一半的利润，都要分给少数股东。

换句话说，重庆嘉士伯赚的钱，大约有一半属于广州嘉士伯，跟买了600132这只股票的上市公司股东没关系。

在计算重庆啤酒ROE的时候，可以使用归母净利润除以归母股东权益，或者用净利润除以股东权益。

如下表所示，计算出来的归母ROE为52.09%，整体ROE为45.76%，据此我们可以推测重庆啤酒的ROE水平在50%左右。

这属于超高ROE，且是由高权益乘数驱动的超高ROE，主要原因在于2020年嘉士伯将资产注入重庆啤酒，大幅拉升了重庆啤酒的资产规模。

此处不再展开讲，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查看小北读财报之前专门讲重庆啤酒ROE的文章，链接如下：https://xueqiu.com/1830902728/324505523

我们再接着说回今年重庆啤酒的中报。

如下图所示，今年上半年重庆啤酒收入下滑0.24%，净利润下滑4.03%，净利润降幅大于收入降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的ROE还能高达55.91%。

如前所述，适用于别的公司的杜邦分析，在重庆啤酒身上已经失效，用毛利率、销量、收入增速这些指标来评估重庆啤酒的业绩更合适。

收入利润下滑，是当前重庆啤酒最直观的业绩表现。

从重庆啤酒身上，我们看到了消费降级的现象。

重庆啤酒的产品档次按消费价格进行划分，包括价格人民币8元及以上为高档，4—8元为主流，4元以下为经济；你猜它哪个档次的啤酒收入增长最快？

答案是4月以下的经济型啤酒。

高档啤酒收入同比增长0.04%；

主流啤酒收入同比下降0.92%；

经济啤酒收入同比增长5.39%。

高档啤酒的收入只增长了189万元，价格低于4元的经济型啤酒收入增长了1002万元，4—8元的啤酒收入下降了2913万元。

但是我们反观燕京啤酒，它的中高档产品今年上半年的营收同比增长9.32%。

前几天的文章里提到了惠泉啤酒，公司说自己的产品结构升级了，但实际上中高端酒只多卖了63万，公司的产品升级有些言不符实。

但是燕京啤酒却通过业绩数据证明了产品结构升级，其中大单品燕京U8依然保持快速增长，那么，燕京啤酒身上体现的是消费升级的现象吗？

我觉得消费降级和消费升级不是非黑即白有你没他有他没你的关系，降级和升级同时存在，就像一个人可以买几百块的鞋，同时穿几十块的短袖。

区别在于降级和升级覆盖的面积不一样。

前几年收入预期好的时候，我们花钱很“毛”，不那么精打细算，愿意为高溢价买单；现在多数人的收入预期都下降了，就开始计较值不值的问题，产生了消费降级。

但是当下社会上仍存在收入预期好、且能赚到钱的人，别人喝4块钱以下的重庆啤酒时，他们可以喝贵一点的燕京U8。

对企业来说，不是不存在增长空间，而是市场需求更加碎片化，增长机会的抓取比原来更难；原来是那种大范围的未被满足的市场需求，现在要去寻找零零碎碎的增量市场。

而惠泉啤酒、重庆啤酒和燕京啤酒今年中报的业绩分化，已经反映出了上文所述市场需求的分化。

不止啤酒，餐饮、白酒、服装等行业，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