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舵人更迭背后，成都银行的业绩隐忧与转型阵痛

8月17日，成都银行发布一则公告，宣告其灵魂人物王晖正式辞去董事长职务。这位执掌成都银行二十年的"老帅"，在带领该行实现资产规模超1.25万亿、市净率长期位居A股上市银行前列的辉煌后，悄然退场。而接棒者黄建军——这位从成都银行成长起来、后又执掌成都农商行实现资产规模近万亿的金融干将，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

这场看似平稳的高管更迭，折射出成都银行在高速发展背后潜藏的深层挑战：营收净利润增速连续四年下滑、资本充足率持续低于行业均值、过度依赖对公贷款的业务结构失衡。当"成渝双城经济圈"的政策红利逐渐消退，这家西部城商行龙头如何突破增长瓶颈？新任董事长黄建军与行长徐登义的"农商行搭档"能否为成都银行注入新动能？

二十年"老帅"功成身退，资本充足率承压成隐忧

王晖的离任，标志着成都银行一个时代的落幕。自2005年加入成都银行，从行长到董事长，他见证了这家区域性城商行从地方走向全国资本市场的全过程。2018年成都银行登陆A股时，总资产仅4923亿元；而到2025年一季度，这一数字已飙升至1.335万亿元，增长167%。股价从发行价6.99元/股最高涨至24.76元，市净率连续两年位居A股上市银行前二，成为西部金融改革的标杆。

但荣耀背后，增速放缓的警报早已拉响。财报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4年，成都银行营业收入同比增速从22.54%逐年下滑至5.89%，归母净利润增速更是从29.98%腰斩至10.17%。2025年一季度，营收增速进一步降至3.17%，净利润增速5.64%，创上市以来新低。

更令市场关注的是资本充足率指标。截至2025年一季度，成都银行资本充足率13.45%、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8.84%，不仅远低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15.28%、10.70%），甚至低于2018年上市时的13.00%和8.70%。尽管该行连续三年发行资本工具，2025年5月获批发行不超过110亿元资本工具，但资本补充速度仍难跟上资产扩张步伐。

过度依赖对公贷款的业务模式，导致风险权重资产占比过高，进一步消耗资本。未来需通过优化资产结构、提高资本使用效率来增强内生增长能力。

业务结构失衡：对公贷款占比超80%，零售转型迟滞

成都银行的业绩隐忧，更深层地源于其失衡的业务结构。截至2024年末，该行对公贷款总额6026.17亿元，占贷款总额的81.15%，这一比例较2022年的77.81%进一步攀升。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贷款余额2819.03亿元，占对公贷款的46.8%，前十大客户中九成来自该领域。

这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策略，在成渝双城经济圈基建潮中曾带来丰厚回报，却也埋下隐患。随着地方基建平台融资趋严，成都银行净息差从2021年的2.13%持续收窄至2025年一季度的1.58%，低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1.43%。尽管非息收入有所增长，但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的波动性，难以弥补传统息差收入的下滑。

更严峻的是零售业务转型的迟滞。早在2018年，成都银行便提出"大零售"战略，但截至2024年末，个人贷款余额仅1387.02亿元，占贷款总额的18.68%，显著低于北京银行（31.79%）和江苏银行（32.21%）。其中，个人购房贷款占比72.03%，而消费贷和经营贷规模不足300亿元，不良率却从0.45%升至0.78%。

成都银行需加快财富管理、消费金融等领域的布局，降低对公贷款集中度。但零售业务需要长期投入，短期内难以见效，这考验新管理层的战略定力。

高管"换防"背后的战略棋局，农商行经验能否破局？

此次人事调整中，黄建军与徐登义的"农商行搭档"成为焦点。两人均曾在成都银行任职，后转战成都农商行并推动其资产规模突破9000亿元。这种"城商行-农商行"高管的交叉流动，折射出地方金融监管的战略意图。

同城银行高管互换，本质是资源整合与经验共享。王晖转战成都农商行，可将其在城市商业银行的精细化管理经验带入农村金融领域；而黄建军重返成都银行，则能利用其对农商行业务的理解，推动零售转型和普惠金融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成都银行大股东已展开行动。2025年4月，成都产控等股东计划增持3979.44万股至7958.87万股，尽管因股价超过增持价上限而延期，但显示出资本方对这家西部城商行的信心。同时，80亿元可转债的成功转股，为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提供了弹药。

站在新的起点，成都银行能否在黄建军的带领下，实现从"规模扩张"到"质量优先"的转型？